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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TOP】2009中国最有权势艺术家排行榜

【君子门 男士时尚网】人物周刊  文章录入:Sara    责任编辑:tongxin   2009-12-10 13:43:29    点击数:

舞者杨丽萍

“虾嘎、线萍,下回你们表演‘鸽子渡食’,在台上真的亲个嘴,来个小高潮嘛。”

凌晨时分,昆明民族村旁的羊汤店里,杨丽萍喝了些黄酒,面色酡红,冲着刚刚获得舞蹈大奖的哈尼族弟子笑语盈盈。


杨丽萍

“好嘛好嘛,算为艺术牺牲一下。”虾嘎偷望了线萍一眼。

“你们本来就是小俩口,有什么牺牲不牺牲?”杨丽萍点燃了香烟。尽管满心欣慰,她仍不忘谆谆教诲:

“虾嘎,你记到,哪怕台下只有3个观众,你也要认真跳,兴许这里面就有格莱美评委,奥斯卡导演。要是被看中,你就会……”说时,细瘦的胳膊夸张地在半空翻掀,一阵青烟随之划过。

“奶奶告诉我,跳舞是与神对话”

“敬爱的张老师:

比赛像旋风一般横扫了‘我们’……

跳过小溪,趟过小河,面对着的是那大江和大海。剪一块蓝天做裙子,再扯一条彩虹做头巾,飞过大江,越过大海,溶化在那远远的天际边!!!

对于我,您该做的已经做了,从天上到地上,在我心里重复三个字—— 谢谢您!”

“你看看,这是她在《雀之灵》拿大奖以后,给我写来的信。她写得多好!”中央民族歌舞团老编导张苛拿出珍藏已久的信。他素来将杨丽萍视为女儿。

“她调进我们团真费了一番周折。她原来所在的西双版纳歌舞团开始不放她,是她自己跑过来了。”张苛说。

1971年,西双版纳歌舞团团长朱兰芳在一所小学里,相中了一名正在做广播体操的女学生。

这名女生正是杨丽萍,白族,原籍云南洱源,1958年生于昆明,后随双亲下放至西双版纳。

“杨丽萍跟她母亲一样坚强。”殷晓俊说。他是《云南映像》的参与者,也保留着一份手稿。

是杨丽萍为四妹画展所作序言。

“我6岁时母亲总把小四背到我后背上,而我最怕背的就是她,因为她比别的弟妹要胖得多,害我在喂猪和做饭时常常东倒西歪站不稳,村里人见到后说:“哎呀,这是蚕豆背豌豆嘛。”

“杨丽萍的父亲因为是地主家庭出身,‘文革’初就挨整。他承受不住,把4个儿女扔给妻子,独自跑回了老家。这让杨母十分痛苦,家庭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杨丽萍肩上,她是长女。”殷晓俊告诉记者。

“上次上朱军的节目,他一个劲煽情,想让我哭。我怎么会哭?他说,你小时候很苦啊。我说一点都不苦,不晓得有多好。大自然,劳动,随兴起舞,苦什么苦?”杨丽萍挺直了身子,继续喝酒。

“小时候,我奶奶在我手心上画了一只眼睛。她告诉我,跳舞是与神对话。”

孔雀窝服装店里,三妹杨玉燕边修剪华衣,边说姐姐的事儿。

在歌舞团时,别人都在打闹,她不爱与人接触,一个人埋头练基本功。

排《孔雀公主》,选她演女主角,几乎全团人反对,甚至有人扎破了她的自行车轮胎。

还是朱兰芳撂下话来,“谁跳得好演得好就让谁上。”

1979年,杨丽萍因主演大型民族舞剧《孔雀公主》荣获云南省表演一等奖。

80年代初,《孔雀公主》进京。一位文化界官员看了杨丽萍的表演,感到震惊:“这女孩的手真是不得了,我从没见过,快把她调进北京。”

在京的众多文艺团体想要她,她想进的是中央民族歌舞团。

她是团里的台柱子,哪能说走就走。

“还有一层说法。她当年的追求者很多,有些是当地有权势的子弟,不想她离开。”殷晓俊说。

“那时候常有不认识的人跑来我家里挑柴担水,莫名其妙献殷勤。”杨玉燕微笑着承认。

杨丽萍选择了团里一名北京知青。朋友们都说,那人极好,颇懂音乐。俩人在西双版纳结婚后,北京知青先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。折腾数年,杨丽萍终于盼来一纸调令。

“因为我没有对手!”

“她1982年进团,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,我要跳得跟别人不一样。”说起往事,张苛有些激动。

采访时杨丽萍向弟子发问,“虾嘎,你26岁想要什么?你知道么,我26岁时,最大的心愿是买台电视机。团里工资才一百多块,一台电视机要两千多。”

“她最大的不一样,是她不去练功。”赵军说。杨丽萍拒绝团里安排的所有舞蹈练习。赵军是《云南映象》的记录者,80年代他是总政摄影师,杨丽萍管他叫“小解放军”。

杨丽萍说,团里曾让她练一套类似“芭蕾舞”的动作,“不久,我发现身体完全僵住了。”

她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。

“团里连练功服都不发给她。她白天睡觉,看各种录影带,等到晚上教室空出来她再去,一跳就是一个通宵。”

张苛形象地将杨丽萍的艺术敏感性比作一只小松鼠,“她在艺术上最大的优势就是敏感,她成功的最大原因就是吸收。”

1986年,杨丽萍的独舞《雀之灵》获得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、表演第一名。

有人请教她:为什么你能获奖?她脱口而出:因为我没有对手!

“我和别人路子不一样。别人都是正规科班,舞蹈学院出来;我是自己练。”

为了制作服装,她卖掉了心爱的手表。但领导没批准《雀之灵》报名参赛,他们认为它不能代表中央民族歌舞团。

“那时我是比赛的评委,一伙人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。我看见她骑着自行车自己去报名。总政的干事对她说,你不能自己来参赛。她当即就哭了。干事说,这样吧,你把带子留下来。评委们休息时,我放给他们看看。放出来一看,她的作品最好。”张苛记忆犹新。

挖掘原生态

1992年,张苛编导的舞剧《阿诗玛》首次赴台演出。台湾那边希望杨丽萍能来出演。

“我们演一场两千美金,如果她去就翻10倍。她说行啊,但有一个条件,我不害羞。”众人一头雾水。

一般表现少数民族妇女谈恋爱时,都要求演员作出忸怩害羞的情状。

“她说,我们少数民族姑娘在爱情上热情大方,根本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”

结果事情没谈成。

“她随后就去了云南,走遍少数民族地区,挖掘那里原生态的舞蹈。”

“她一到云南,便直接找到了田丰。”曾任田丰传习馆教员的马惠仙说。田丰是作曲家,写过一首关于云南的歌谣。

“小杨一见他便直统统地问,你是不是田丰?他说是。小杨说,你帮我写歌吧。”

为了方便创作,1989年,杨丽萍与田丰还在昆明29中住过。这所中学的教师蒋明初与万里现在杨丽萍的《云南的响声》中作词配乐。

“我们4人常在一起煮饭、散步,聊艺术。”蒋明初与万里回忆说,“我们都不满足于过去的那种东西,不满足于舞台腔的呈现。”

90年代中期,田丰带着福特基金会捐赠的10万元,用数年时间走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拜师招生,最后在安宁太平村一个废弃的农场办起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。

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又称“田丰传习馆”,杨丽萍曾任副馆长。马惠仙说:“她一直坚信原生态的生命力。”

马惠仙想起一件事,“佤族原来有种祭祀仪式叫‘拉木鼓’。村寨的人拉完木鼓,会选定一个长发或长须的人,将他的头砍下祭天。这个被选中的人按风俗来讲是幸运者。”

传习馆里一帮佤族村民表演“拉木鼓”时,“小杨要他们按原始方式操作,看完后说,我们就照这个样子。她让一个长发女孩演被祭人头,众人拿竹竿把她扛起来,头发落在地面,大家围着转,音乐是一片脚步声。”

拍电视广告,向省委求助

2001年田丰过世。他苦心撑持的传习馆已经衰落。与他熟谙的旅游歌舞团团长王红云吸纳了馆中剩下的一批学员。

“这个团也面临着市场危机,学员加入后,原先就不景气的商演更加跌落。这时我们想到了杨丽萍。”殷晓俊说。

王红云邀请杨丽萍前来编导一部旅游题材的歌舞剧,希望打入演艺市场。杨丽萍答应了。

“长达一年多时间,我走村串寨,几乎走遍云南。”这是杨丽萍的手记。

“看到那神鼓只有一两位老人会敲,几十套充满人类演变的鼓舞将随之而死去,我痛心疾首……我拿出自己仅有的钱来排练,将这些珍贵的民间歌舞记载下来,而她叫作《云南映象》。”

2002年底,无力支撑的王红云提出撤资。

杨丽萍却在一幢半拉子工程楼里,铺上木地板,安上大镜子,手把手耐着性子教起了一帮泥土气十足的演员。

“我一看,好家伙。原来是我们请她来的。最后我们这帮男人不行了,反倒是她一个女人冲上去了。”殷晓俊由衷地佩服杨丽萍。

旅游歌舞团撤离后,杨丽萍背负了之前数十万的投资债务。

2003年,人们开始常常在屏幕上看到杨丽萍出现在一些商业广告里。

“我们挤在宿舍里,每天7块钱伙食费。常常一根香烟四五个人轮着抽,想喝酒了,就把身份证押给小卖铺。”

虾嘎还记得,有一次他们被撵出练功房,一行人提着行李蹲在铁门外彷徨。

“我实在熬不下去了,心想跟杨老师打个电话告别吧。她正在外地拍广告。她在电话里劝,你们别走,等我回来呀,我一定会想办法。”

“她能有什么办法?她当时的住处除了一张席梦思,没有任何家具。她也不懂照顾自己。大冬天屋里没有一丝暖气,只能披着被子打哆嗦。”殷晓俊想起和妻子为她送暖炉的情景。

真正解决燃眉之急的是三宝。

“三宝天寒地冻自掏腰包赶到昆明,我开摩托车去接他,就吃两块钱的米线,住便宜的旅馆。听到学员们唱起海菜腔时,他真是感动了,答应为《映象》免费作曲,并引荐了后来投资60万的派格老总孙建军。”殷晓俊回忆。

“60万还是单薄。光是灯光设计师孙天卫要求的一只国外帕尼灯就值120万,她实在迈不过这个坎了。”

“杨丽萍刚到云南时,我问过她,你作为一个知名演员是不是要去拜访本地官员?她说,不。”赵军苦笑道。

这会儿真是万般无奈了,她分别写信给时任省委副书记王学仁、省委宣传部部长晏友琼求助。

“当天下午晏部长打来电话,约在昆明会堂见面。她是有备而来,可杨丽萍死要面子,迟迟不提钱的事。”

交谈中,晏友琼谈到了宣传方针。

杨丽萍说,当年袁运生的壁画《生命的赞歌》,因为是傣族祼女被勒令遮盖,已成为历史的笑柄。

谈话陷入了片刻的僵局,“最终晏部长表态,宣传部花120万买一只帕尼灯,再花30万租一只。”

没有一个观众的首演

2003年4月25日——殷晓俊、赵军对这个刺痛的日子久久不能忘怀。

“原定这天《云南映象》在昆明会堂首演。之前我们已得知,因为非典,40人以上的场所一律禁止聚会。

“杨丽萍焦急地给我打电话,晓俊,你能不能找找市长?我们努力的结果是,只许演出一场,而且没有观众。

“三宝带着搞音乐的一帮人头天到了昆明,孙天卫的帕尼灯早已支起,杨丽萍被拦在场外不许进入。

“一些人觉得《映象》会是一场泡影,不惜搅局刁难她。她的合作者上午打来电话,不给30%的著作权,他们就不演。

“化妆、服装、舞美齐齐围住她,逼着她签合同,把她看作捞回成本的救命稻草。

“她在镜头里问我,阿军,我能不能签?我说,你要他们找谁谁。他们吼道,我们不认别人,只认她。

“有人在边上叫着,杨丽萍,拿钱来,狗屁艺术家。

“电闸被强行拉下,连保安都敢冲她吆五喝六。她真的愤怒了,嗓子都嘶哑了。

“那天的《映象》成了录像。台下空无一人,她跳《雀之灵》时,有一刻被方位所迷惑。”

当晚的晚宴上,杨丽萍走上台接过麦克风,未开口便哽咽了。

“跟着台下的演员们哭成一片。那是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泣不成声。”殷晓俊摄下了那一幕。

《云南的响声》

《云南映象》2003年8月8日正式演出,大获成功。

云南省委常委丹增看完演出后,将它定调为继《五朵金花》、《阿诗玛》之后云南文化的又一力作。

“那时还面临着宗教祭祀能不能演,有人提出藏人的袍子为什么是黑色等问题。丹增是藏族,他懂文艺,他说我们藏人喜欢黑色,充分肯定了《映象》。”

其间丹增问杨丽萍,藏人的靴子为什么不是皮的,而是布的。

“她来了一句,我没钱,你能不能帮我买?丹增愣了一下说,可以可以,我帮你联系。这事后来不了了之。”

赵军的摄像机记下了当天的情景。他笑着说,杨丽萍有时会陡生急智。

蒋明初和万里在茶馆中说起,“2007年杨丽萍编导了《藏谜》后,去中缅边界采风,无意中发现了一种鼓,那是把千年大树伐倒后,锯成一节节作鼓身,这种鼓没有缝隙,令她灵感突发。后来张苛老师提出让我们3人合作一次,于是就有了《云南的响声》。”

有件事他们很喜欢说:当年阻碍杨丽萍进京的官员,如今在酒桌上逢人便说,“她调令上的图章就是我盖的。”

这天下午3点,杨丽萍又赶往昆明会堂,指导学生们排演。

她的外甥女骄子扮演她先前在《云南映象》中的角色——《女儿国》的领舞,她总嫌外甥女火候不够。

她一遍遍教着,一声声伴唱:“太阳歇歇么歇得呢,月亮歇歇么歇得呢,女人歇歇么歇不得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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